导读：

橡树资本霍华德·马克斯的备忘录在投资界一直广受推崇，巴菲特曾说他每期必看。

在最新的备忘录中，马克斯对美国的政治行为与经济现实发生碰撞的情形进行了重点描述。用关税这种方式解决经济问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连锁效应？美国政坛有哪些向民粹主义转向的迹象？更深层次的，政府究竟应当对经济运行干预到什么程度？

2016年我撰写了两篇备忘录，一篇是5月写的《经济现实》，另一篇是8月发表的《政治现实》，当时探讨了我认为重要且适时的一些主题。在第二篇备忘录《经济现实》中，我作出了如下总结：

这篇备忘录介绍了经济学如何界定并限制商业、投资和日常生活现实的方式。经济学建立了游戏规则和边界，而这些都是不能被忽略的。它们可以被更改，但需要为此付出代价。

经济学现实是严酷且可靠的，同时富有逻辑性。它们并不像物理学定律（如万有引力）那么绝对，但它明确界定了趋势与极限。

概括来说，经济学领域涵盖了个人与组织所面临的各种选择；成本、可能的回报和潜在后果；以及这些选择背后的决策过程。这些也正是人们进行经济交易的基础。相对而言，我们或许可以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选择的学科。

三个月之后，在我撰写《政治现实》这篇备忘录时，我写道：

我总觉得一些矛盾修辞十分有意思，比如“珍宝虾（珍宝意味着大而虾意味着小）”和“人所共知的道理”都有点自相矛盾。我认为，“政治现实”也算是一种矛盾修辞。政治领域有其自身的扭曲的现实，似乎不受经济现实影响。候选人可以承诺全部，而不需要在承诺之间做出任何选择，而且也不会有任何后果。如果某样事物在现实世界中可能有负面后果，政治家似乎可以随意对其视而不见。

本备忘录将重点描述当政治行为与经济现实发生碰撞时的情形，比如，美国政府目前正在采取干预措施（比如施加关税），与此同时，政治家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争论不休。

在更详细地阐述我的观点之前，我想强调一下2016年时写《经济现实》备忘录的预先声明：撰写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作出政治判断或让任何政治家或政党难堪。然而，经济宣言与其发表者是不可分割的。在本文的最后，我也对两党成员的处事方式表达了一些不满。

关税

关税是当前的新闻讨论热点，其复杂性很容易让人作出错误判断，因此我认为适合在本文中加以讨论。

相比经济学家，许多特朗普总统的拥护者更支持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的决策。简单来说，他作出这个决策的目的是：第一、减少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第二、支持美国制造业；及第三、保护美国就业。但远不止这些。在10月20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独立的无党派组织）主席Richard Haass列举针对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控诉：

过高的不当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强制性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政府补贴，以及为了降低出口商品价格及减少进口商品需求而进行汇率操纵。

似乎每一个有常识的人都会说这些控诉是正当的。虽然这些是老生常谈，但过往的历任美国总统似乎并没有就此采取太多行动，或至少是没有取得成果。显然，特朗普想要采取行动而且不避讳对峙。考虑到中国经济对美国出口市场的依赖远甚于美国经济对中国出口市场的依赖，加上中国需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以实现其目标，加征关税或许是特朗普让中国改弦易辙的一个可行的方法。

因此，在本备忘录中，我不是要批评特朗普实施关税，而是以关税为例阐述本文的中心思想：

第一、经济措施需承担代价和后果；

第二、棘手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第三、经济学十分复杂，能够透彻地理解它的人不多；

第四、由于理解度不够，政客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并未得到应有的审查。

首先，这里面存在着误解。美国与其大部分贸易伙伴长期存在贸易逆差，2017年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3,350亿美元。特普朗认为这些贸易逆差意味着我们的贸易伙伴占据优势，而美国则处于劣势。“多年来，各国一直在剥削我们……我们承受着贸易逆差；他们却享有贸易顺差。”尤其是，他说：“中国一直在置我们于死地”，还暗示这存在一些不道德的企图。但这是对贸易逆差的正确解读吗？前几天我去理发店理发，并且付了钱，我出现贸易逆差。理发店赚到我的钱，而我理了发，但我没有觉得自己亏了。同理，中国企业从美国赚到了钱，而美国消费者则买到了想要的低价商品。对我而言，两者都像是赢家。

特朗普曾说：“如果我们不与中国进行贸易，我们会省下巨额资金。”我们会吗？只有当我们不购买我们一直以来进口的商品，或者如果我们能够在国内以更低的价格买到这些商品，才可能出现节省。而不与中国进行贸易，我们真的会省下大笔资金吗？

毕竟，关税要由谁支付？关税是一项由出口国支付的税项，然后很可能转嫁到商品进口国的消费者身上。因此说“出口国支付加征的关税”是不够的。美国消费者也有可能要为所消费的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如果是进口国的消费者支付关税，那么征收关税能达成什么目的？简言之，加征关税是为了提高外国商品的价格，进而阻碍这些商品被国内消费者购买。但事实不仅如此，还会引发连锁效应。

让我们看看去年贸易战打响的第一枪：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关税。这些关税可能引发众多的直接后果、间接后果及第二层后果，以下是其中一部分后果：

对钢铁及铝等进口中间品征收关税可能会提高美国制造的成品价格，而如果成品价格上涨，将会降低其竞争力；如果不提价，成本上升就会导致盈利下降。

摘自2018年7 月4日发表的《纽约时报》：

美国铝业协会代表该美国铝业的大部分企业，表示97%的美国铝业岗位是所谓的下游业务岗位，主要是将铝加工成汽车零件和其他商品等。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伤害了这些公司，因为他们必须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原材料。

为了避免支付关税，美国制造商可以减少进口用于成品制造的外国钢铁及铝，转而增加进口在国外用钢铁及铝制造的、无须加关税的成品。

除了进口成品，美国公司还可以将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减少美国工人就业岗位。海外制造使用免税的低成本金属，因此在这些成品进口至美国时，可以带来竞争优势。

同理，非美国公司则能获得超越美国本土竞争对手的优势。这些公司使用免税的低成本材料，因此成品定价更便宜或利润率更高，将成品出口给美国后拥有竞争优势。

加征关税会导致成本增加，通常会打击进口产品而促进美国本土制造业，然而实际上这可能不会发生，因为美国已经没有额外的产能了。

负责管理荷兰铝业公司Constellium NV北美汽车业务的Eric Krepps曾表示：“实际上，美国没有生产足够多的铝，我们很想从非美国地区获取所有原材料，但实际上行不通。”事实上，美国每年使用的560万公吨生铝中，美国本土的产量仅占13%。

由于关税推高进口商品价格、或含有进口材料及部件的商品价格，进口商品的竞争力下降，使美国国内生产商能提高本土商品价格。结果很可能是，所有消费者对国内及国外产品都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

而那些商品被加征关税的国家不大可能坐视不管，默默忍受关税上调，他们通常都会报复。

“虽然关税对一些公司有利，但可能伤害数以万计的公司。依赖海外市场生存的企业正遭受报复性关税的打击。”摘自2018年8月7日发表的《纽约时报》

最后，围绕不断提高关税的贸易战使全球环境更加不稳定，导致未来可预测性降低、不确定因素增加。这并不利于任何经济体的发展。

除了钢铁和铝，去年另一个热议话题是对进口汽车和零部件加征关税。由于汽车是成品而非中间产品，上述有关钢铁和铝的一些考虑因素并不适用于汽车。但是，有大量的其他要素让问题变得十分复杂：

美国公司在美国生产汽车，在海外销售。

美国公司在海外生产汽车，进口到美国销售。

在美国的几家最大汽车制造商是非美国公司。

非美国公司在美国生产的大量汽车用于出口。

在美国制造的汽车由大量非美国制造的零部件组装而成。

去年在美国销售的汽车中，有44%为进口汽车。

7月20日，《纽约时报》讨论了对汽车加征关税的可能性，详情如下：

相比鱼或钢铁关税，汽车关税如果落实，对经济的影响很可能更为深远。汽车制造并非在一家工厂由一个劳动力组装而成，而是供应链上美国小镇乃至海外的数百家公司通力合作的最终结果。

因此，对汽车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会导致以下问题：

美国人购买的所有汽车的价格上涨，

随之，汽车销量降低，

制造商、经销商、相关支持企业及其员工的处境变差，以至

经济陷入全面收缩。（7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目前宣布的关税如果维持不变，将导致消费者信心下降，在2020年将使全球经济产出减少4,300亿美元或50%。”摘自2018年7月23日发表的《纽约时报》）

因此，关税不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它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作为一项工具或策略，关税可能有利好之处，但也能带来代价和风险。虽然它可以帮助解决一部分经济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换言之，需要权衡利弊，这也是经济学的关键词。那么，到底值不值得加征关税呢？在很大程度上讲，答案取决于你问的是谁。

一项关于奥巴马实施轮胎关税的研究发现，仅在2011年一年，美国人在轮胎上就因为关税多花了11亿美元，而这项关税最多保留了1,200个工作岗位。这相当于保留每个职位的代价近100万美元，而这些岗位的平均薪资只有大约4万美元。

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实施的钢铁关税导致了类似的结果，受损的不仅是消费者，还有使用钢铁制造其他产品的公司，如建筑公司和汽车制造商。据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埃尔文估计，生产钢铁的美国工人为14万，而制造含有钢铁的产品的工人则为650万。

Irwin先生说道：“如果有人只想声明，‘我们只是想要帮助钢铁生产商、股东、以及可能包括钢铁工人’，这似乎合乎情理。但如果上升到为了帮助整个制造业及其就业情况，这是不合理的。”

——摘自2018年9月17日发表的《纽约时报》

我将以《经济现实》中的几段话来总结关税主题：

认为“夺回工作机会”是个好主意的选民们是否想过以美国薪金制造的产品，或将中国产品成本推高的关税，将对他们的生活成本产生什么影响？我猜他们没有想过。一边是因中国产品而丧失工作的320万个美国人的利益，另一边是成千上万不得不以高溢价购买进口产品的美国人的利益，该如何权衡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配额、关税和补贴都是国家保护那些少了这些措施就无法和国际同业竞争的行业的方法。所以这也说明这些政策也能导致紊乱。由于那些制定关税和补贴的行业是少了这些保护措施就无法和外国同业竞争的行业，所以决策者必须作出决定：这些行业有继续延续下去的必要，并且这些行业产品的消费者将无法轻易从国外买到无关税、价格低廉的产品。

和我在这里讨论的其它事项一样，底线是我们不能忽视经济规律，否则会出现奇葩的解决方案。尽管离完整的解释相去甚远，但美国工作机会流失到外国的主要原因是有人愿意以低得多的薪金工作。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这意味着美国人不可能在享受他们习惯的高工资的制造业工作的同时，又购买着如今他们购买的低成本的产品。征收关税也无法解决这个难题。

尽管迄今为止产生的负面影响有限，但为保护一些公司所做的措施可能会给其他公司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于2018年6月4日发表

在实践中，关税是一种复杂的经济武器，关税的倡议者们无法预测它对经济产生的反作用。——于2018年7月17日发表

正如之前提到的，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批评关税或征收关税的政府，而是为了表明：第一，政府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改善经济的运行并非易事，第二，需要考虑引发的后果。关税是典型的经济现实，而经济现实是复杂的，多数情况下它的作用主要是在参与者之间分配资源，而不是为每个人创造更多资源。就好比经济学家所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反资本主义

相比加征关税，更令我担忧的是：反资本主义情绪日渐滋长。

近年来政治界的一大趋势是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虽然民粹主义目前没有统一的界定，但在本备忘录中，它的定义是：

一种在与特权精英阶层的斗争中支持平民阶层握权的政治哲学。

关于将民粹主义摆上政治祭坛的战略，我认为应该再补充一句：它利用了“平民阶层”对“精英阶层”的极度不满情绪。

多年来，民粹主义一直在欧洲不断发展壮大，通常与政治权利相挂钩，并且往往饱含对经济、自由与城市精英的不满。它经常伴随着权威主义，让富有感召力的铁腕人物宣称能够保护“人民”免受威胁困扰，比如移民问题。

同样，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赢得大选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可归功于民粹主义。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于农村地区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选民对城市支持建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文化精英的不满，以及对破坏现状的社会及人口趋势的不悦，这也是右翼的部分体现。

但正如2016年民主党总统初选以及其后的情况显示，左翼出现了另一波民粹主义的热潮。最令我担心的是，民众不满的重点对象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

2016年总统初选期最值得关注的大事之一是，民主社会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取得的成功。桑德斯对希拉里·克林顿发起挑战，后者是民主党领导人的继承人，也是最终被选中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通过强调经济公平与金钱对政治的侵蚀（尤其是来自企业的资金），以及在医疗和教育方面对选民作出的承诺，桑德斯获得大量拥护，成为希拉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继桑德斯之后，“进步派”民主党或左翼民主党逐渐形成一个强大的团体。我预期进步派在未来几年可能获得强大势力。他们将在2020年的初选中强势登场并影响候选辩论。实际上，他们的影响力已经初现端倪，因此我也在本文中特别指出。

再提一个可能不大相关但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件：在去年纽约皇后区举行的民主党国会初选上，极左翼议员奥卡西奥·科特兹击败了连任十届的中左翼国会议员乔·克劳利。克劳利在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中排名第四，被认为很可能是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最终接班人。但事与愿违，他最终败给了奥卡西奥·科特兹：当时的她28岁，仿佛故事书里走出来的角色，她从小接受工人阶级的教养、学业优异，还从事着酒保和服务员的工作。她一直醉心政治，过往从未当选。不过她最终成为了美国国会最年轻的女议员。自那以后，她表现坦率而直言不讳，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立法者却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奥卡西奥·科特兹与桑德斯一样，都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一员，并且十分乐意地为自己绑上“激进”的标签。《纽约客》的一篇题为“可能的左翼”的文章中引用了她的话：

我的确认为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后期的危机中，大家每周工作六十至八十小时，却难以养家糊口。在这个国家，有太多经济上的错位。这就是人们欢迎变革的原因。——于2018年7月23日发表

还有一名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茱莉亚·萨拉查，她在“奥卡西奥·科特兹的热烈支持下”于去年击败了民主党在任议员，赢得了纽约州参议院的选举。同一篇文章中也载有她的言论，令我觉得有些不寒而栗：

民主社会主义者会“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内在的压迫性，需要积极努力将它消除，并赋予工人阶级与社会边缘化群体应有的权力。”

不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真的想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吗？值得庆幸的是，文章接下来的内容相对温和一些：

《异议》杂志的联席主编、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迈克尔·卡津，曾表示：“在美国历史上，激进左派的主要作用就是将自由派与进步派推向左派，这就是它会造成的影响。我不相信在我有生之年我们会对美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7月份，《纽约时报》对民主社会主义者议题的探讨如下：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什么？”主持人斯蒂芬妮·鲁尔在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个节目中问道，当时播出的背景图片强调民主社会主义既“非社会主义”也“非共产主义”，而是对社会保障和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有着特别的钟爱之情。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本身既接受又拒绝这种友好的定义，宣称它“为今天的改革而斗争”，但仍试图推翻“由私人利益与异化劳动所维持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其他形式的剥削。

当今天的左翼分子谈论社会主义时，他们指的是像瑞典和法国那样的情况，国家提供超长的产假及全民医疗，或是指美国近期已失去的东西：稳定的工作、工会权力、对人类福祉的集体投资。——于2018年7月22日发表

奥卡西奥·科特兹和萨拉查的当选未必具有广泛的代表意义，因为她们都来自纽约市，并属于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性相当大，且极端主义不太可能成为她们竞选的障碍。但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民众当中涌动的一些趋势。根据上文引述的《纽约客》文章：

2016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对18至29岁年龄段的人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资本主义的支持率出乎意外的低。其中51%的人反对资本主义；33%支持社会主义。后期进行的调查显示，51%的人“对未来感到担忧”，而仅20%对未来充满希望。

78%拥有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依靠薪水生活；而接近一半人的储蓄低于400美元。

90%出生于1940年代的人收入超过他们的父母，符合美国人相对传统的预期；但对于出生于1980年代的人来说，这个数字已下降至50%。当然，也许这一代人还太年轻，收入还不够高。

这些是奥卡西奥·科特兹所提及的错位趋势，也是对资本主义不满的来源，进而催生了如今的左翼民粹主义。

在我看来，二战后的60年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日益繁荣，普遍推动了各个方面的发展。几乎所有人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因此人们乐于接受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解决方案。尽管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富足，但大部分人都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生活水平上升，贫困率下降。因此，当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称颂自由市场的功效与伟大之时，全世界无不为之欢呼。

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减缓，而且当前的趋势并不那么鼓舞人心：

1. 经济的增长速度可能低于战后期间的水平

2. 全球化和自动化给特定群体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3. 高等教育或手持现金变得越来越重要

4. 由于上述第2点和第3点，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加剧

简言之，经济发展的水平已经不如从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处境和前景感到不满。他们的不满情绪汇集成民粹主义，需要一个宣泄对象，而资本主义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我想强调的是，正如上文所说，左翼的影响力预期会不断上升，并将影响2020年的选举周期。左翼民主党候选人将开始挑战党内的温和派，而后者将被迫调整自己的论调，从而与前者一较高下。这种局面现在已经开始了。从下面两位突出的民主党人提交的两项拟定方案，尤其可以看出：

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宣布成为2020年总统竞选候选人，她提交了《负责任的资本主义法案》。其中两项条款引起了我的注意：

大型企业的注册成立问题将上升至联邦政府层面。法案规定，这些获得联邦特许的公司将必须考虑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投资者到雇员，从客户到社区等等，都需要加以考虑。如果这些群体认为某企业违反了其应尽的义务，他们随后可以提出诉讼。

参议员沃伦提交的法案规定40%的董事应由雇员选举产生。

——摘自2018年9月24日发表的《金融时报》

此前多次被认为有望竞选总统的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span style="font-family:" font-size:14px;color:#333333;"="">‧布克，也提出了相关主张的法案：

《员工股息法案》规定，回购股份的公司还必须向员工们支付一笔金额，数目相当于回购总价值或超过2.5亿美元部分总利润的50%，以较少者为准。

——摘自2019年1月10日发表的《Vox》报刊

当然，我绝不是为股票回购辩护，也无意批判在董事会设置劳工代表。但我所反对的是，第一、未来将由政府决定企业的运营方式；第二、企业将大部分经营利润分配给企业所有者以外的群体。

将企业的一部分资金转给员工，或者让员工加入企业董事会，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显然，前者好比是跟股东说，“虽然你自己以为通过持股拥有公司，但实际上你的所有权形同虚设。”股票回购是一种将资本返还给企业所有者的方式。那为什么要将同等数目的金额支付给员工？难道下一步要说，“不管一家企业何时派付股息，都得向员工支付同等数目的金额”？这是不是等于说，“员工拥有一半的企业资本”？后果可想而知：如果成立一家企业后，员工可以凭白拥有一半的企业利润，那日后还有谁会想创办企业呢？

那么，要求让员工加入董事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至今，企业董事的职责是代表其股东。要求40%的董事由员工担任，本质上也说明股东并非完全控制企业。如果由员工担任董事，他们到底代表谁的利益呢：是企业及其股东、或是劳动者？他们为谁的利益工作？例如，如果有机会通过投资自动化来提升效率和盈利能力，那么，作为员工的董事将如何投票？

这会促使企业需要考虑多方利益。而目前，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董事的职责是为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作出“商业判断”。他们将如何同时服务于企业及其所有者，还同时平衡员工、客户和社区的利益？如果因某一群体的利益是否超过另一群体的利益引发诉讼问题，试想一下会发生什么情况？法院将如何决定多个利益群体是否按照适当的比例获利？

我想将进步派政治家和资本主义倾向不那么明显的年轻人聚集到一起，然后问他们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认为美国在过去几百年里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以及民众拥有更好生活水平的原因是什么？简言之，美国发展冠绝群雄的原因是什么？

在我看来，这显然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民族更优越、更聪明、更出色、更高尚或更应该取得进步。相反，我认为应该归功于美国的民主、自由以及更为灵活的社会和金融架构。但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也认为资本主义或自由企业、自由市场体制、经济激励、私有财产所有权、个人经济机会，以及政府极少干预经济等因素，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完善的经济制度，因为在追求经济成功的过程中，各人的表现存在差异，加上运气问题，自然有人会更成功，有人失败，也有人取得极为辉煌的成就。很显然，资本主义制度为我自己带来诸多利益，所以人们可能认为我的观点带有偏见。不过，我十分肯定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为我们的社会整体取得了巨大进步，并为大多数人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认为，对资本主义最好的评价莫过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谈到民主时所说的一句话：

没有人会假装说民主是完美或全能的。其实，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但它确实比我们曾经尝试过的其他政治体制要好。

同样，我深信，即使资本主义是最坏的经济制度，但还是比其他所有制度要好。没有其他经济体（尤其那些被政府集权控制的经济体）能实现美国当今的发展高度，并赋予个人广泛的自由度。而且，没有其他经济体能像美国这样创造如此多的发明与创新，不断推出提升生活品质的产品。

我并不主张企业行为不应受约束。企业不应该不择手段地取得成功，也不应进行不公平竞争，出现反社会行为，或为追求利润做伤天害理之事。因此需要有法律、法规以及对兢兢业业的董事的主动监管制度来监督企业行为。我还认为，社会领袖应当鼓励企业坚守道德，并自愿地为创造更美好的社区而努力。但是这必须是在使美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框架内实现，而不是去推翻这个框架。

此外，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政府应当建立有效的保障体系，对社会上的低收入弱势群体施以援手。资本主义制度能够通过经济激励和良性竞争让国家取得成功，但我不赞成纯粹的“物竞天择”或者“适者生存”的制度。

进步派和民主社会主义者承诺提高收入公平，并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这些都是值得推崇的目标，我十分赞同。但通过推翻资本主义来实现这些目标，会给所有人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除了“把蛋糕做小”以外，没有实际证据能证明限制资本主义和政府干预经济就能促进社会公平。试想一下，如果美国失去了神圣的私有制、私营企业的高效率、以及提升个人经济水平的动力，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坚定的左派认为，相比自由市场，政府干预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可以提升民众的幸福感。那么，你希望由哪些政府机构掌管我们的经济引擎？

左派的很多经济理论是建立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基础之上，而这不仅仅要通过提升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来实现，同时还要拉低富裕阶层的生活水平。

因此，在电视节目《60分钟》里，奥卡西奥•科特兹表示支持对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群体征收高达70%的联邦所得税。例如，结合纽约州和纽约市的高税率，政府将向最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收入征收83%的税。这与2017年竞选法国总统的共产党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的主张相差无几，梅朗雄建议对超过40万欧元的收入（即法国平均工资20倍）征收100％的税。

与此如出一辙的是，11月众议院议员考虑调整其规则，规定对80%的美国底层群众加税需获得60%的绝对多数投票才能通过，而对20%的富人加税，仅需简单多数投票即可通过。政府在决定不同群体的征税方式时采用不同的一套规则，这样是否公平？

1月24日，在本备忘录即将定稿之际，伊丽莎白·沃伦将差别税收的问题推向极端：征收富人税。以下是她在Twitter网站上发表的原文：

富人和权势阶层掌控着华盛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编写规则：他们操纵着经济并且大发横财，还不为累计财富而缴税。整个体系都是为顶层设计的。

我们需要结构性的变革，所以我提出新的税收主张——每年对最富有的美国人征税。我称之为“超级百万富翁税”，它适用于拥有财富最多的0.1%的美国高收入群体，即那些净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人。

你能从中看到民粹主义者的忿忿不平吗？

而富人和权势阶层为自身利益定制的规则到底是什么？无非是他们纳税之后还能保留的财富。然而议员沃伦忽略了一点，根据美国的制度，所有人都不需要对累计财富缴税。不过，她肯定会让人觉得，富人不缴纳财富税简直是罪大恶极。实际上，富人们并没有刻意而为，因为根本就没有财富税之说。那么，何苦要把这样的事实扯进政治言论当中呢？

几个世纪以来，成功的民主国家走向没落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多数人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对高收入群体征税来为自己提供更多的好处。这正是一个“多数人暴政”的例子，正如《纽约时报》针对英国脱欧的一篇评论所说：

在美国宪法辩论期间，美国开国元勋、第四任总统詹姆士·麦迪逊在一篇随笔（后成为《联邦党人文集》）中发出警示，放纵多数主义曾让早期的民主制落得“狂飙突进最后短命而亡”的结局。他写道，只有受制于规则和制度、受制于公众的“共和国”代表才是“我们所寻求的治病良方”。

正如麦迪逊先生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的警示，通过“多数人暴政”中的“优势势力”强加的民主是不会长久的。——于2019年1月22日发表

左派是否明白多数人对富人加征惩罚性税收的长期后果？他们是否真希望出现这样的后果？打消人们赚取更多钱的动力、或促使成功的美国人士移居别国，是否真的能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美国人普遍接受累进税率的概念，但这些税率绝对不能是惩罚性的，也不应该打击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2015年纳税人中5%最富有的人（占全部收入的37%）支付了所得税总额的60%，而1%最富有的人（占全部收入的21%）支付了39%。对左翼而言：这些已付所得税的比例是否“公平合理”？如果比例更高一些，还能说合理吗？

不过，我想说明一点，最高收入人群的税率的确有上调空间，因为目前的最高税率37%是美国个人所得税规定106年以来最低的税率之一，股息和资本收益的税率非常低。可能有人会认为，所有类型的收入都应该按照相同的税率纳税。

尽管这一制度还有很多方面尚待完善，但我认为，人们断然无视资本主义制度的裨益而对其大加挞伐，是有问题的。讽刺的是，那些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客们，都是使用iPhone手机访问Twitter和Facebook这样的社交平台、在他们搭乘飞机和汽车（可能也使用优步这样的共享服务）去参加的集会上、在喝着星巴克咖啡的会议中、通过有线新闻网，来发表自己的批判意见。而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创新成果，正是这种制度在鼓励着人们甘愿冒着巨大风险进行创业，当然前提是如果他们的企业取得了成功，他们将获得企业所有权以及相应回报。

我敢肯定，如果这些政客仔细想想，就会发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创新成果，如药物、消费品、服务及科技等简直是不胜枚举。要不是因为追逐利润的动机以及对最终积累大量财富的期待，我们今天怎么可能拥有这些东西呢？如果没有这些期望，未来还有谁愿意进行创新？相比之下，像苏联、古巴和委内瑞拉这样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如何？

美国的经济进步主要源于人们渴望赚更多的钱、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如果连这种追求都被剥夺，我们还剩什么？的确，穷人不再有那么多富人可以仇视了，但如果没有渴望成功的人所做的贡献，所有人的生活都将变得无比黯淡。请参照附录了解更多有关说明性的比喻。这就是为什么我担心民众产生反资本主义的负面情绪、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所造就的成功人士不满的原因。

根据各自的意识形态，政治家们可以将人们面临的困扰简单化，然后推出简单的解决方案，例如：

我们是否应该加征进口税，以改善美国的就业机会？

员工是否应该对企业的运营方式拥有话语权？

我们是否应该实施租金控制法，以保障租户不受租金上涨的影响？

政府是否应该为所有人提供工作？

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回答“是”。没错，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又有谁会反对呢？

但事实证明，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经济现实表明，这样做可能会弊大于利：

我们是否应该加征进口税，以改善美国的就业机会？

--为了一部分员工可能获得的利益，是否应当以所有消费者整体付出更高成本作为代价？

员工是否应对企业的运营方式拥有话语权？

--他们会为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行事，还是仅为劳动者的利益？

我们是否应该实施租金控制法，以保障租户不受租金上涨的影响？

--如果租金受到监管，业主是否会维持和扩大租赁房屋的存量？

政府是否应当确保每一位公民都拥有一份工作？

--如果就业有保障，人们需要获得什么激励才会努力工作呢？

经济学的关键性质之一是其复杂性：我们所面临的决策大部分都需要考虑多个变量，而且多数都会出现第二阶和第三阶后果。因此，我们不应当仅仅因为某些举措（如加征关税）可以带来潜在的好处，就可以不顾后果地加以实施。而且，我们不应当仅仅因为某些方面不完善（如资本主义制度）就对其进行批判而不考虑它们的裨益。

经济无非就是关乎金钱和消费，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是可以直观理解的。然而，事实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接受过有关经济学的教育，其复杂性和后果远非人们所想的那样通俗易懂。虽然如此，但稍微运用一下常识都不难理解一些基本内容。即使不是经济学家，我们也知道，生产投入的价格上升会导致商品成本增加及销售数量减少；同样，如果成功的回报减少，那么人们可能就不会那么竭尽全力地去创造价值。

其实，政治家能够提供极具吸引力的简单的经济解决方案，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很难实施。由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成本和利益的分配，而不是增加整体的福祉，因此我们不应该完全接受政治家们开出的过简经济处方。

2019年1月30日

后记

就在本备忘录刊发之前，我收到了一名纽约市公共议政员（这个职位实际上相当于“公共监督人”）候选人的群发邮件，邮件中提到：

经过多番努力，我们成功争取将最低工资上调至15美元，但我们都知道，15美元不足以支撑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家庭的开销。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努力，下一步可以为纽约市政府工作人员和雇用超过75名纽约市民的企业员工争取上调最低工资至30美元（扣除通胀因素）。

这让人耳边回响起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对希望通过征税实现繁荣发展的某个国家做出的讽刺言论：“这就好比一个人站在桶里，却想把自己提起来。”

附录：以啤酒为例来解释税收制度

假设每天有十个人一起出去喝啤酒，十个人所有的花费为100美元。如果他们支付账单的方式与我们纳税的方式一样，按纳税人十等份缴纳，那么：

前四个人（最穷的人）将无需付钱。

第五个人将支付1美元。

第六个人将支付3美元。

第七个人将支付7美元。

第八个人将支付12美元。

第九个人将支付18美元。

第十个人（最富有的人）将支付59美元。

这十个人决定就这样做。

十个人每天都去酒吧喝酒，并且似乎都很满意这样的安排。直到有一天，酒吧老板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惊喜。他说道：“你们都是不欠账的信誉客户，我愿意给你们每天优惠20美元。”这样，十个人喝酒就只需要花费80美元了。

十个人仍希望按纳税的方式支付账单。因此，前四个人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他们仍可以免费喝酒。但其余六个人怎么办呢？他们如何分配这20美元的意外之财，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应得的一份呢？

酒吧老板建议的公平做法是参照他们已采用的税收制度的原则，越穷的人享有越高的扣减比例，因此他提出了每个人现在应按新优惠支付的费用。

因此第五个人现在与前四个人一样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节省100%）。

第六个人现在支付2美元，而之前需支付3美元（节省33%）。

第七个人现在支付5美元，而之前需支付7美元（节省29%）。

第八个人现在支付9美元，而之前需支付12美元（节省25%）。

第九个人现在支付14美元，而之前需支付18美元（节省22%）。

第十个人现在支付50美元，而之前需支付59美元（节省15%）。

前四个人继续免费喝酒，而其余六个人都节省了一定的费用。但是走出酒吧后，这群人开始比较他们节省的费用。

“在节约的20美元中，我只获得了1美元。”第五个人嚷嚷道。他指着第十个人说，“但他却获得了9美元！”

“对啊，”第六个人大声道。“我也只节省了1美元。这不公平，他节省的钱是我的九倍！”

“对！”第七个人大叫道。“为什么他可以节约9美元，而我只得到了2美元？富人享有了所有的特权！”

“等一下”，前四个人异口同声地呼喊道，“我们根本没有获得任何好处。这个新的税收制度就是在压榨穷人！”

于是，九个人围着第十个人，把他狠狠打了一顿。

第二天，第十个人没有出现，而其余九个人仍坐在一起喝啤酒。但是在付钱时他们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他们所有人的钱甚至连付一半的酒费都不够！

这个例子说明了现在美国的税收制度就是这样运行的。支付最高税费的人必然会从减税中获得最大的好处。对富人征税过高，攻击富人的富有，无异于杀鸡取卵：富人们可能再也不出现了。事实上，他们可能开始在外国开怀畅饮，毕竟那里的氛围更为友好。

我一直想借机会说一说这个故事。虽然其中的数字未必完全准确，但非常明确的表达了我的意思。总之毋庸置疑的是，正如大多数的问题一样，每个人对税收制度是否公平的看法主要取决于他看待问题的角度。

霍华德·马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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